杨绛先生关于文学翻译的“烦”论，曾在文学翻译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，引起众多学者的赞誉和争论。杨绛先生在其所撰的《翻译的技巧》一文中称：简掉可简的字，就是唐代刘知几《史通·外篇》所谓“烦”。芟芜去杂，可减掉大批“废字”，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。这是一道很细致、也很艰巨的工序。一方面得设法把一句话提炼得简洁而贴切；一方面得留神不删掉不可省的字。 杨绛先生对胞妹杨必《名利场》译本的“烦”，在杨必优秀译文的基础上又提升了一个档次，真正是精益求精，锦上添花。经过“烦”的译文，融了杨绛、杨必两位才女大师的智慧、才华和灵气，一字一句都经过杨氏姊妹的推敲、斟酌、磨，整个行为十分紧凑、干净、流畅、明快、传神，质量达到了至臻的境界。<br/>【推荐语】<br/>杨必从事文学翻译，与其姐夫钱锺书的鼓励和指教密切相关。特别是在翻译《名利场》的过程中，有关翻译的风格，以及书名的确定，都得到了钱锺书的直帮助。这部优秀的译作，几十年来在我国翻译界放射着自己璀璨的光芒，是众多文学翻译爱好者学习的典范。而此次杨绛先生对《名利场》译本的“烦”，在杨必优秀译文的基础上又提升了一个档次，真正是精益求精，锦上添花。经过“烦”的译文，融了杨绛、杨必两位才女大师的智慧、才华和灵气，一字一句都经过杨氏姊妹的推敲、斟酌、磨，整个行为十分紧凑、干净、流畅、明快、传神，质量达到了至臻的境界。 可以预见，杨必所译、杨绛“烦”的《名利场》，这个杨绛口中的“杨必师生、杨绛姊妹合作的‘师生姊妹之作’”，将会成为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新的经典，影响和惠及千千万万有志于文学翻译的后来人。 编辑的话：关于《名利场》烦 杨绛先生关于文学翻译的“烦”论，曾在文学翻译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，引起众多学者的赞誉和争论。杨绛先生在其所撰的《翻译的技巧》一文中称：简掉可简的字，就是唐代刘知几《史通·外篇》所谓“烦”。芟芜去杂，可减掉大批“废字”，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。这是一道很细致、也很艰巨的工序。一方面得设法把一句话提炼得简洁而贴切；一方面得留神不删掉不可省的字。在这道工序里得注意两件事。（一）“烦”的过程里不免又颠倒些短句。属于原文上一句的部分，和属于原文下一句的部分，不能颠倒，也不能连为一句，因为这样容易走失原文的语气。（二）不能因为追求译文的利索而忽略原文的风格。如果去掉的文字过多，读来会觉得迫促，失去原文的从容和缓。如果可省的字保留过多，又会影响原文的明快。这都需译者掌握得宜。翻译理论家郑延国先生撰文表达了对这段文字的理解。“这短短二百七十一个字包含了四层意思：一是何谓烦；二是烦的目的，三是烦乃一道不可或缺的工序；四是烦的具体操作。显而易见，‘烦’二字是学识渊博的杨绛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那里借来的，顾名思义，便是‘简掉可简的字’，其目的是使译文明快流畅、洗练净洁，但却是一道艰巨而细致的工序，运作起来必须格外‘留神’。首先，不能因为烦而‘走失原文的语气’；其次，不能因为烦而‘忽略原文的风格’。换言之，就是要做得恰到好处，正所谓：去一字不嫌其少，留下一字不厌其多。” 学者们普遍认为，翻译中的“烦”是在不伤及译文内容的前提下，锤炼语言的一种手段。一般是在译完相当长的段落、篇章，乃至全书以后，译者对译文作一步加工或润色时使用的。因为译者在从事译述的过程中，由于思维定势的关系，思路很容易随着原文走，语言上也难免会出现“洋化”“累赘”“拗口”的地方，有时是大段的，有时虽是个别句子，却殃及全文。这就很需要译者用清醒的头脑来加以“烦”。“烦”的好处在于注重译文的整体感，使译文简洁好读。自然， 李景端先生曾为《堂吉诃德》的译文“烦”一事求问过杨绛先生，她是这样回答的：“《文史通义》中讲到刘知几主张对文章要行‘烦’，翻译涉及两种文字的不同表述，更应该注意‘烦’。《堂吉诃德》的译文，起初我也译有八十多万字，后经我认真的‘烦’，才减到七十多万字，这样文字‘明净’多了，但原义一没有‘掉’。比如书中许多诗歌，可以去查查，原诗是多少行，我少译了哪一行？搞翻译，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，又要为读者服务好，我‘烦’掉十多万字，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，何况这一来我还少拿了十多万字的稿费呢。” 杨必（1922—1968），女，杨绛先生胞妹，著名翻译家。祖籍江苏无锡，高中毕业震旦女子文理学院，毕业后留校任助教，兼任震旦附中英文教师，后调复旦大学外语系。译著有英国作家埃杰窝斯《剥削世家》、英国作家萨克雷《名利场》等。 杨必没有出国留过学，但聪明用功，并长期跟外国在华的修女学习外文，所以语言方面造诣很高，而且文学底蕴深厚。其译文不囿于原文束缚，在深刻领会原文精髓的基础上，灵动准确地传达原作的独特神韵，读来生动流畅，毫无翻译的痕迹。杨必所译《名利场》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文学翻译界奉为不可多得的佳译范本。评论家认为：“她的译文往往破语法的桎梏，摆脱语序的束缚，推倒原作结构，紧抓原作实质，大胆地来一个‘再创作’，达到了译作的较高境界：忠而不泥，活而不滥。” 杨必从事文学翻译，与其姐夫钱锺书的鼓励和指教密切相关。特别是在翻译《名利场》的过程中，有关翻译的风格，以及书名的确定，都得到了钱锺书的直帮助。这部优秀的译作，几十年来在我国翻译界放射着自己璀璨的光芒，是众多文学翻译爱好者学习的典范。而此次杨绛先生对《名利场》译本的“烦”，在杨必优秀译文的基础上又提升了一个档次，真正是精益求精，锦上添花。经过“烦”的译文，融了杨绛、杨必两位才女大师的智慧、才华和灵气，一字一句都经过杨氏姊妹的推敲、斟酌、磨，整个行为十分紧凑、干净、流畅、明快、传神，质量达到了至臻的境界。 可以预见，杨必所译、杨绛“烦”的《名利场》，这个杨绛口中的“杨必师生、杨绛姊妹合作的‘师生姊妹之作’”，将会成为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新的经典，影响和惠及千千万万有志于文学翻译的后来人。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编辑室 二一六年春<br/>【作者】<br/>杨必（1922-1968），著名翻译家。语言方面造诣很高，文学底蕴深厚。其译文不囿于原文束缚，在深刻领会原文精髓的基础上，灵动准确地传达原作的独特神韵，读来生动流畅，毫无翻译的痕迹。其所译《名利场》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文学翻译界奉为不可多得的佳译范本。评论家认为：“她的译文往往破语法的桎梏，摆脱语序的束缚，推到原作结构，紧抓原作实质，大胆地来一个‘再创作’，达到了译作的较高境界：忠而不泥，活而不滥。” 杨绛（1911- ），原名杨季康，著名女作家、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。主要著作有《洗澡》《我们仨》《走在人生边上》等，译作有西班牙文学名著《堂吉诃德》、西班牙流浪汉小说《小癞子》、法国文学名著《吉尔·布拉斯》以及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录《斐多》等。<br/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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